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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医学来华之际，带来了解剖学的新知。解剖学著作《全体新论》问世以后，引起了中国人极大的兴趣与重视。但中国人在学习西医技术之时，面对亲自操刀，抗拒心理并不少于普通民众。除了解剖学，英文是学习西医的另一大障碍。
黄春甫近影
作为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，黄春甫相当受到上海中西人士的尊重，却不能讳言他学习西医的过程有些问题，从而导致他在医学成绩上的局限。首先是早在1860年时，韩雅各在主持仁济医院第一年的年度陈诉中，除了盛赞黄春甫各方面的体现非常令人满意，对他有如下的评论：
“
若非黄春甫缺乏解剖实务，他会是一名好外科医生，却由于中国人愚昧的偏见，他从未见识过尸体的内部，虽然我［韩雅各］曾经就着解剖图片教他，但那是不敷的；他可以在我的指导下熟练地进行小手术，却恐惧自行操刀，即使已特别指点他在何处及如何下刀也没有用。
”
韩雅各明白指出黄春甫的严重缺陷，在于他没有基础性的解剖人体经验，也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害怕操刀。
解剖是中西医学有别的重要关键。自1851年合信出书《全体新论》一书，解剖学的知识逐渐在华流传，一些有识之士也重视此道，但是真要他们操刀进行解剖却是另一回事，黄春甫就是如此。韩雅各在仁济医院1860年年报中说，黄春甫对于《全体新论》在内的合信各种医书都已推测熟练，体会良多，却仍无意甚至恐惧解剖。黄春甫这种态度无疑正是其时中国人普遍的态度。合信在1858年的仁济医院年报中指出，中国的法律与公众意见是彻底禁止解剖的。晚至1890年出使英法意（义）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仍认为：“中国之良医，亦能知人之窍穴脉络而百无一失，然不必亲验诸死人，亦未尝为此惨酷之事也。忍哉西人也！”甚至更晚的1904年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“大学堂章程”，在医科大学的科目表不列解剖学，其理由是：“中国风俗礼教差别，不能相强，但以模型解剖之可也。”薛福成和张之洞都不是守旧顽固之辈，但是他们直到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仍然不能接受解剖人体。如此则早在1850年代、1860年代黄春甫欠缺解剖经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身处西医在华的过渡初期，即使经历雒颉和引介解剖学来华的合信两人教导，也难以悖离法律和传统风俗礼教的强大制约力量。只是，此种欠缺事实造成黄春甫医学上的成绩有所局限，以致遇到严重的病例时，还得有赖主持仁济医院的西医出头治疗。
1874年仁济医院男病房外景
黄春甫习医的第二个问题是英文。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，西医在华流传的困难之一，是教学双方如何使用相互了解而且一致的用语。韩雅各在1864年的仁济医院年报中表现，中国的西医教育必须和印度一样以英文为媒介，其时仁济医院中的华人助手如果教以英文，必能成为杰出的内外科医生。但是韩雅各说自己没有时间教他们英文，特别是“其中一人在医院已凌驾十年，又有大量实务经验，却缺乏科学知识，一个人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成为可靠或乐成的医生” 。韩雅各指的是黄春甫不懂英文，以致无法学习科学的医学知识，其成绩也会有限。
（摘自苏精著《西医来华十记》，中华书局2020年3月出书，略有改动，标题为编辑所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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